天涯孤旅

    重新开始的时间
    “时间开始了。”
　　这是胡风的一个诗题。此诗写于20世纪40年代的最后一年，距本篇文字所述的时间已是半个世纪以前的事了。（1）欢乐的讴歌，真诚的祝愿，憧憬和希望，光荣和梦想，这是那个时代最具代表性的诗意。饱经忧患的中国人，在黎明前的黑暗中眺望黄土高原上初升的一道阳光，用激情的颂歌，迎接了一个新的时代。
　　从历史的长河看，这的确是一个新的时间的开始。中国结束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历史，作为一个独立、健全的民族站立在世界的东方，（2）这是开天辟地的大转折。革命和建设在新生的土地上进行，一切都是新的。新的一切改变着中国，改变着人民的生活，也决定着人民的命运。
　　但是，这新开始的时间运行得非常艰难曲折。有很多的鲜花笑语，也有很多的泪水血污。幸福伴随着苦难，破坏紧追着建设，在这段诗歌史之前，时间是那样地令人珍惜，又是那样地令人惊恐。（3）无休止的“革命”和“斗争”，无休止的“改造”和“批判”，使文学和诗歌无所适从。一次又一次的“运动”过去之后，是一批又一批的诗人的“消失”。
　　最早消失的是以胡风为代表的‘七月派”，他们在一场莫须有的“反革命集团”事件中整体地消失。1957年火热的夏天，有一场如火如荼的“反右派斗争”，以艾青为代表的一大批诗人成为这场运动的牺牲品，再次同样整体地消失。再后来，就是震惊世界的“文化大革命”，长达十年之久的狂风暴雨席卷了几乎所有的写作者，对诗歌而言说是“一扫而空”也并不过分。中国已经没有诗歌，（4）要是有，那就是只剩下令人触目惊心的三个字：假、大、空。
　　这是个欲说还休的年月。叙述这段历史要有足够的耐心和毅力，要忍住那无尽的悲情，要用理性的冷静从乱麻中理出头绪。需要赶紧说的是，上边那些文字说到的“消失”，只是属于“成批”和“有形”的一类，并不包括那些零散的和无形的消失，而后者，其数量可能还要数倍于前。在这段诗歌历史开始之前，我们的历史是既欢乐又悲哀的，许多诗人(连同他们的诗)弥散在苍茫的风烟之中。我们只能在历史的夹缝中寻觅那些失落的诗的踪迹。胡风以及和他一样以无保留的热情写过时代的颂歌的诗人，他们也许没有料到，正是他们所歌颂的曾经是辉煌的、后来变成严酷的时间，无情地扼杀了他们的歌唱。
　　幸好，历史终于翻开了新的一页。1976年的10月，如同当年胡风写《时间开始了》的那个时刻，中国人民终于拥有了一个重新开始的时间。这就是政治家和历史学家通用的“新时期”的开始。而在这个新时期到来之前，中国经历了怎样的一个阵痛啊!那是一个大塌陷、大迸裂、大震荡的年月，更是一个大悲哀孕育着大欢喜的惊心动魄的年月！1976年是天崩地裂的一年。有一阵巨大的陨石雨袭击了中国的北方，空前的大地震使唐山几乎成为一片废墟，这场地震无情地夺走了数十万生命。1976年1月，周恩来去世。周的去世爆发了天安门前声势浩大的花圈和诗歌的大示威。7月，朱德去世。9月，毛泽东去世。毛的去世引发了全民为之振奋的粉碎“四人帮”的大事件。民间有传言，是天怒人怨，是天塌地陷，是文臣武将，是左膀右臂的摧折!总之，一个时代从此结束了，从此结束了一个让人希望和欢喜又让人失望和悲哀的时代!
　　中国诗歌没有辜负这激动人心的岁月。《天安门诗抄》记载了人民的抗争和无畏、智慧和勇气。它证实，中国诗人不会在高压和残暴面前沉默。尽管人民手中没有枪炮，但是诗歌遵从了特定时代的要求，成为手无寸铁的人们以正义反抗邪恶的武器。以悼念周恩来的逝世而爆发的“天安门诗歌运动”，撰写了近代以来中国诗歌史最为壮丽的一页——
　　1976年，当那些喷吐着愤怒的诗篇出现在清明寒冷的雨雾中时，人们只是为大体是古老的传统体式中挟带的雷电所震慑。那是血与火铸就的斩魔的诗剑。这当然意味着诗歌人民性传统的恢复。然而，它并不意味着其他，特别不意味着诗歌艺术的复苏乃至全面的创新。但是，无可置疑的是，天安门前那呼啸的烈焰，点燃了一个诗歌新时代。（5）
　　中国在等待。等待随着政治形势的改变而导致的文学艺术(包括诗歌)的大变革。当然，从这里到那里，从这点到那点，从一个结束到另一个开始，这个过程不仅漫长而且充满艰险。中国是在阵痛中，中国在孕育着一个新的诞生。随后的年月所发生的一切事实，都在说明这个古老民族的积重有多深，前进的路上，特别是艺术和诗歌想要在旧有的阵式中突围的路上，所将遭遇的艰难险阻，是世界其他地方的人们所难以想象的。
　　一连串重大的政治事件造成了决定中国命运的历史大转折。在意识形态支配一切的年代，诗歌和文学的繁盛往往受制于政治的脉动。黑暗与光明际会的时刻，人们习惯地挑选他们熟练的诗歌方式来表达他们的激情。政治抒情诗于是顺理成章地成为了人民喷发热情的恰当的形式。这个时期。是政治抒情诗的多产年月，出现了李瑛的《一月的哀思》、柯岩的《周总理，你在哪里?》、贺敬之的《中国的十月》、光未然的《革命人民的盛大节日》等一系列脍炙人口的名篇。
　　政治抒情诗是政治意识高扬年代的产物。它以重大的政治事件为题材，以激昂、热烈、奔腾的气势，传达集体人群的共同情绪。政治抒情诗杜绝非群体性的情感，在那里，诗人充当了代言的先知，诗人是群情的引领者，诗人的歌颂之声往往是国家意识的一种传导。政治抒情诗的主人公是确定的，那就是虽然显得抽象却又不产生歧义的“人民”。诗歌的作者以他们的写作体现了“大我”的愿望和情怀而引以为豪。
　　全民政治情绪高昂的年代，适宜于宏大的叙事和群众性的场合，长篇政治抒情诗往往成为最富于鼓动性的方式。它适宜于传达和表现政治对于诗歌的整体期待：借此以呼唤和传递对于重大政治事件的热情。在20世纪后半叶的大量的群众性场合，政治抒情诗充当了宣传员和鼓动员的角色。郭小川和贺敬之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1976年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再次激起了人们的政治热情，政治抒情诗理所当然地再次充当了传导和抒发这种激情的手段。遗憾的是，杰出的诗人郭小川没能为此贡献出他的诗篇，他在黑暗已经过去、曙光刚刚来临的时刻，告别了他所深爱的土地和人民。
　　一个旧的时代正在过去，一个新的时代正在诞生。对于诗歌而言，一个以群体的意志为主导的“集体抒情”的时代正在过去，经过一番激烈而痛苦的蜕变，以普遍的人性和受到尊重的主体性的诗歌实践，正在逐渐地取代业已定型的创作模式。从这里往后叙述的文字，是一个崭新的开始：一个真正体现了时代精神并充分张扬个性的诗歌，正以自由、开放的姿态书写着中国诗歌史新的篇章。

　　悲喜交集的归来
　　时间是最公正的，时间将清算历史的错误，并调整社会行进的方向。“文革”动乱的结束，意味着新的时间的开始。百废待兴，首先是给那些受到错误待遇的生者和死者昭雪平反。被迫的流亡者和逃亡者的归来，是这一时期中国社会(包括中国的诗歌)最为动人的一道风景。长达数十年的先后的离散，人们哀悼那些无辜的死者，庆幸自己还能看到天空晴朗的一天，尽管带着心灵和肉体的累累伤痕，（6）还是真情地感谢着重新开始的时间。
　　艾青的复出是这批归来者中最具象征意义的一个事件。1978年4月3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艾青的《红旗》（7）。这首诗新意不多，但体现了艾青一贯清新明朗的风格。而它的出现这一事实所传达的意义，也许超过了诗的本身。至少在艾青这里，它表达的是，尽管历尽折磨，作为诗人，心依旧，诗也依旧；而对于中国诗歌界，则是一声响亮的宣告，中国终于又有了诗歌!
　　艾青把他复出之后的第一本诗集取名《归来的歌》，这名字有很强的历史感，它概括了整整一代中国诗人的命运。擦干身上的血泪和污秽，在新的时间里讲述灾难岁月的往事，讲一条活生生的鱼怎样变成了化石，讲一棵树怎样被奇异的风吹到了悬崖边上，讲滴血的趾爪在水泥墙上留下血淋淋沟壑的华南虎。（8）在这些带着愤怒的含泪的叙述中，我们发现了一直受到轻忽和否定的、久违的“个人”，个人的命运因苦难的叙述而得到呈现。
　　在中国新诗的历史中，“个人”(更多的时候被指称为“个人主义”)一直是非常敏感的话题，它是一种与“集体”相对立的存在。前者总是渺小的和罪恶的，而后者总是伟大的和崇高的。理论肯定后者而贬抑前者，于是形成了中国诗中长时间的“忘我”或“无我”的状态。诗歌的“归来”首先是“个人”的归来。特定时期的社会悲剧，引发了普通人的命运沧桑的感慨。控诉和批判残暴的结果，无意间却突显了对于个体生命的关注和尊重。当然这种关注和尊重并未超越社会谴责的层面。
　　但无论如何，这是归来者对于中国新诗史的意外的贡献。中国的诗人终于有机会在社会的失序和异常的背景下来谈论一己的悲欢了。我们因诗人的叙述而认识了中国历史的重负，以及底层的无助与受难。诗到底是立足于个人的情感体验，只有对于生命过程的真实体悟，他方可抵达众生。归来的诗不仅让我们认识了诗人的蒙难，而且通过它还深刻地认识了中国社会的痼疾。
　　动乱结束，人们感慨唏嘘面对久违的一切，有一种梦一般的被埋葬的感觉。老友相对，彼此打趣是“出土文物”。“归来”的诗意对掩埋和发掘的主题非常敏感，除了被掩埋的化石，还有钻石：一种是对于失去的岁月的怀念，一种是对于顽强的生命的赞赏。世事的变迁常有异兆，那年华北某地常林乡民种地发现巨大的钻石，“常林钻石”于是成为抒发被掩埋与重新发现的情感的媒介。“不知道有多少亿年／被深深地埋在地里／存在等于不存在／连希望都被窒息”——艾青的诗讲发现者和被发现者一刹那的相遇：“两种光互相对照/惊叹对方的美丽”。（9）
　　与此类同，贝壳和珍珠的意象也受到诗人的钟爱。贝壳是离开大海的生命，寄托了这些幸存者悲哀的记忆。而贝壳中那些柔软的肉体，经历过痛苦的磨砺，却铸就了闪光的珍珠。所以，蔡其矫说珍珠是“贝的创伤”，是“痛苦的结晶、海的泪”。流沙河是一写、再写贝壳。艾青写《虎斑贝》：“在绝望的海底多少年／在万顷波涛中打滚一身／是玉石的盔甲保护着最易受伤的生命”。这些都是诗人对于生命的自我陈述。
　　是苦难的经历给过去贫瘠的诗歌注入了这么多新鲜的元素。在以往，因为只被允许“乐观向上”而显得异常单调的诗歌，一下子因涌进了这么多的悲怆和惨烈，而猛然变得空前地丰富起来，这真是应了“国家不幸诗家幸”这句话了。社会的动荡，家庭的离散，命运的惨痛，诸多因素的融合，归来的诗歌给中国新诗带来了意外的收获，这就是变贫乏为富足。
　　这些在各个时期离散的诗人的聚合，使被“极左”路线割断了的新诗传统得以恢复。宽容而公正的时间改正了历史的歧误，归来的诗人回归了接续了新诗的“五四”传统。他们的归来终止了对于新诗无休止的破坏，归来者的贡献在于新诗的建设。许多带着累累伤痕的归来者，都满怀希望地迎接了新的文艺复兴的春天。他们希望在新的历史时期创作上有一个新的开端，包括在艰苦岁月中九死一生的穆旦。（10）陈敬容的诗句最能代表这批归来者的不老的诗心：
　　怎能说我们就已经老去?
　　老去的是时间。不是我们!
　　我们本该是时间的主人。（11）
　　20世纪80年代是新诗伟大复兴的年代，伴随着随后就要谈到的新诗潮的崛起，也伴随着更加激烈的“朦胧诗”大论战，新诗摔掉了昔日的噩梦，进入了堪与“五四”相比美的相对自由、宽松的建设时期。这里所谓的建设，并不单指创作的繁荣，还有对于新诗历史的延续和修复以及大量的“拨乱反正”的工作。80年代最初两年，《九叶集》和《白色花》（12）两部诗选的编辑出版，是最有建设性的事件。
　　《九叶集》的作者们郑重重申诗是现实生活的反映的理念，但又有他们的一贯的强调和解释：“这个生活既包括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重大题材，也包括生活在具体现实中人们的思想感情的大小波澜，范围是极为广阔的，内容是极为丰富的；诗人不能满足于表面现象的描绘，而更要写出时代精神和本质来，同时又要求个人情感和人民情感的沟通。”（13）作为一个诗歌群体，“九叶”诗人除了具有深厚的中国诗歌传统之外，他们的西学基础同样深厚，特别是不同程度地具有鲜明的现代主义倾向。20世纪40年代后半期，这些诗人在当时时尚的文学潮流中是一个异数，他们长期受压制和被歧视。时代走向清明，“九叶”在新时期的阳光下伸展着浓郁的春意。后来，他们作为现代诗的前辈成为“朦胧诗”最有力的支持者。
　　集结在《白色花》旗帜下的人，是一批受到胡风影响并多少与之有联系的诗人。（14）他们也有自己的诗歌信仰和追求。他们努力把“诗和人联系起来，把诗所体现的美学上的斗争和人的社会职责和战斗任务结合起来”，他们强调诗人的自我意识：“诗的主人公正是诗人自己，诗人自己的性格在诗中必须坚定如磐石，弹跃如心脏，一切客观素材都必须以此为基础，以此为转机而后化为诗。”（15）这是一群和前述《九叶集》的诗人们艺术追求各有尊崇的诗人，他们因胡风一案的牵连多少受了磨难，但他们代表了中国诗歌的正气和良心，他们无愧于历史。绿原在《白色花》序言的最后说了如下沉痛的话——
　　本集题名《白色花》，系借自诗人阿垅1944年的一节诗句：
　　要开作一枝白色花——
　　因为我要作这样宣告，我们无罪，然后我们凋谢。

　　如果同意颜色的政治属性不过是人为的，那么从科学的意义上说，白色正是把自己身上的阳光全部反射出来的一种颜色。作者们愿意借用这个素净的名称，来纪念过去的一段遭遇；我们曾经为诗受难，然而我们无罪!（16）

　　新时期酝酿着一场气势壮阔的诗歌复兴。在这个高潮到来之前，这批满身心伤痕累累的归来者的劫后重逢，成为了动人心弦的前奏。他们以动乱惨烈时代中的个人血泪经历，谱写了中国新诗最真实的一页。他们又以与“五四”新诗传统对接的艺术经验弥合了惊人的文化断裂。他们以自己创作实绩结束了丑陋的由谎言和虚情充填的历史。归来者血迹斑斑的脚印，画出了中国新诗的一道希望的彩虹。